【光明书话】

　　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不少场合多次听人说起余任天先生。“因勤于笔耕，竟磨穿石砚数方，并熬瞎双眼。”“生活拮据，无力购买，便将一张张小的白纸粘接，重复使用，最终写成黑纸。天长日久，墨痕凸现纸面，他又在凸有墨痕的纸面上蘸清水再写，这样的作品现存有三四十卷之多。”

　　一

　　听着这些叙述，我渐渐地知道了这位有天庐夫子之称的余任天先生，并发自内心地惋惜，余老一生怎么会那么艰苦？记得2006年11月“余任天先生纪念馆”开馆时，曾有人遗憾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谢世30多年，艺术影响力囿于浙江，北方知者甚少。这种遗憾引起了我的共鸣。

　　因此，在2007年岁末，当从事古籍出版的华宝斋邀我参与次年选题计划时，我根据以往对余老的印象，提出了编辑《余任天书画篆刻集》的想法。后经在座同人讨论，商定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余任天五位大家组成一个系列出版。我兴奋，为余任天先生“正名”的夙愿终于能够实现了。

　　花去近10个月的时间，古籍线装一函三卷本《余任天书画篆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脱稿后，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庐夫子了不起！

　　国学大师马一浮曾为其题写签条：“任天印式。”潘天寿先生称赞余老的画：“格高思逸，奇气郁盘，书味跃然于纸外，驱使笔墨，多不嫌繁，简不嫌少，一幅之中，有泼墨惜墨，放笔涩笔之妙，且穷年兀兀，精进不懈，是深于修养而笃于学力者也。”并说余君于作画之外，复精篆刻，擅书法，工吟咏。书坛泰斗沙孟海则以“四绝压群伦”誉之。

　　时光回到2001年。我带了《余任天纪念集》等出版物去见启功先生，他拿到书后没作声，先粗粗翻了几页，继之便拿起放大镜细细端详，片刻后放下镜子，开口冲出一个“好”字，接着又说，余任天先生我知道，真了不起，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

　　我说，是啊！赵朴初先生也讲过，过去大家对余先生的宣传少了一点。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人们已开始逐步地认识余先生。启老接着问，是不是搞个研究会？我说不是，现打算建立艺术馆，想求您题个签。

　　“可以，可以。像余任天这样的艺术家该有个作品陈列和艺术研究的地方。”启老边说边拿起了笔。第二年春天，我又因公北上，请启老题了《余任天金石书画作品集》的签条，写完后启老说：“余先生的作品很有价值，你们要好好出版。”

　　200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我再次拜访启功先生。黄昏已至，我与先生谈得起劲，我顺口背了一首余老的七言绝句：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还需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先生听后即说：龙友，慢慢，慢慢，劳您大驾，再来一遍。说着便随手取笔，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并说：“可惜啊，现在这样的人很难见到了。”

　　二

　　经过由近及远的资料搜集，亲访余老的亲友故交，一个醉心艺术的老叟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余老十几岁时，曾两度赴杭州学艺，先后入读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他白天上课，夜间跑裱画铺，戏称这是看“展览会”。后因贫辍学，回诸暨继续研究、探索书画艺术。抗战期间，他曾避难龙泉，与浙江大学金维坚教授等共创龙渊印社，亲自带领社员将龙泉山上坚硬的水成岩采来，用钢锯解作印章，以补印石之缺。同时，他还一手编辑、誊印、发行了我国印学史上第一份期刊《龙渊印社月刊》。抗战胜利后，他定居杭州，过着清苦的日子，继续刻苦钻研书画。

　　在他从艺的数十年中，他致力于艺术的创新、变法。而且其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吸收和批判继承之上的，因此经久不败。他没有信誓旦旦的豪言，对自己的艺术功底从容而自信，病中坚毅不拔地写字作画，使自己作品更加简拙，更加写意。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艺术的变法，惋惜自己生命短暂。他曾告诫年轻人，历代书画家除师承外，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修为，终身揣摩，苦练而成。在这一方面，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身处怎样时代和环境，无论沉寂，还是面对喧闹，他都坚持一个信念——“求己”。他在“示儿辈”诗中这样写道：“势利人间百事难，布衣素食莫嫌寒。清贫知足常年乐，叶底荣枯袖手看。”正是这种刻苦、自立的精神，造就了立于江南艺坛的余任天。

　　曾任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的朱琦回忆：“1959年浙江省委指示，吸收余任天、邓端和、张天奇三位为浙江省国画创作研究室专职画家。余任天先生每日半天到浙江省美协作画……他的字写得好，人有没有架子，我们举办的许多展览会，都是他抄的前言和标签。”

　　在中国美院书法系成立之前，余任天先生在美院召开的书法讲授提纲三次审查会议上，都做了重要发言。他说，书法的实用价值可省略，只讲艺术价值就可以。大篆小篆要详细，楷书中放魏碑，我们可以理解，初学的人弄不懂，要分开讲，章草、行草要分开。

　　余任天先生离开我们有30多年了，这么有成就的老先生，一辈子生活却如此艰辛，只能让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精神感染后人，方能让我略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