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林亦之在《奉寄云安安抚宝文少卿林黄中栗》一诗中有“夔子城头开幕府，杜陵诗卷作图经”两句。他所谓“图经”，即有地图、有文字的地方知识汇编，常与“地记”并称。图经最早出现于东汉，至隋唐而成为制度，天下州郡定期编修之后需要报送职方司。图经由地方长官组织修纂，有地方贤达、通人和专业人士参与。林亦之诗原本是从功用的角度，认为杜甫夔州诗可当作“图经”来使用。后来，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二评价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时引用了林诗，曰：“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帅》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刘克庄不仅将林亦之的观点扩大开来，而且将其作为对整个杜诗的内容与特性的认定。此说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也加以抄引，似在揭示一个重要观点：杜诗不仅可以评为“诗史”，而且还可以称为“图经”。不过，这个观点的意蕴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里试专从杜甫的地理视野这一角度略作引绪。

　　《杜工部集》

　　阅读杜诗，很容易注意到其空间感非常宽广，这与杜甫地理视野的阔大关系密切，而地理视野的阔大又源于其地理知识兴趣。《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州图领同谷。”其二十：“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观图忆古人。”可见，杜甫到一个新地方是要查看图经地记的。这不是杜甫个人的知识偏好，而是古代读书人常有的知识要求，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就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地理书，成为陶渊明克服亲身经历、目游实地有限的限制，广泛了解外部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北齐文士萧悫《屏风诗》也同样谈到“读记知州所，观图见岳形”的地理阅读。后来韩愈南贬，有《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之诗，谓“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站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上看，杜甫之读图经、地志就容易理解了。杜甫的地理知识兴趣有四种表现，一为阅读图经、地志，二为亲身观察和感受各地的山川形势、气候、生态环境、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三是实地考察人文历史遗迹，观看存世碑刻(杜诗写到“碑”十来处)，四是听他人讲述游历见闻。

　　杜甫一生迫于生计，四处奔走，又由于浓厚的地理知识兴趣，因此形成了阔大的地理视野。一部杜诗，仅写作地点就遍布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八省市。实际足迹所至，未有存诗而仅在后期诗作忆及的还有山西、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五省。按照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归纳的中国境内11个文学区，除去古代文学很少涉及的东北文学区、闽台文学区外，杜甫足迹涉及秦陇文学区、三晋文学区、中原文学区、燕赵文学区、齐鲁文学区、巴蜀文学区、荆楚文学区、吴越文学区，仅有岭南文学区没有游历过。其实，杜诗中还写到了很多未能游历之地。西北地区写过河西、凉州、武威、金城、崆峒、萧关、流沙、安西、阳关、青海、交河、玉河、西蕃、天山、昆仑、逻逤(即拉萨)，最远处写到了今西伯利亚叶尼赛河上游迤西一带。南部写到了夜郎、苍梧、黔阳、韶州、广州、交趾。东部写到了日本。杜甫开阔的地理视野，正是唐帝国的文明开放、局势开张，盛唐时代开边拓土的国策，盛唐边塞诗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一种反映。杜甫能成为伟大诗人，与这内外两大因素有重要关系。

　　《杜工部集》

　　从地理视角读杜诗，除了应关注杜甫地理视野的广阔，以及与此相关的地理知识的丰富，更应关注其对地理把握得如何，是浅表的、浮泛的，还是深入的、能把握地理个性的。就这点而言，杜甫最了不起之处在于总能在细致的观察、深入的体悟基础上，以极强的写实本领将地理的个性和精神加以表现。譬如陇蜀纪行组诗，钟惺评：“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垝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唐诗归》卷十八)称赞这些作品契入了蜀道山川地理之“骨”、之“性情”，也就是表现了地理的个性特征。陇蜀纪行之外，举凡蜀中诗、夔州诗、荆湘诗，杜甫也莫不写尽山川地理之神，被视为泄露自然造化之奥秘。如夔州之作《瞿唐怀古》：“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表现的是高岸深峡，一水奔注的奇伟、幻异，与他处山水绝不雷同。《南极》：“南极青山众，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云。岁月蛇常见，风飙虎忽闻。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乱离多醉尉，愁杀李将军。”古老山城自然环境的荒僻、封闭，野生动物时常出没，风俗的特异，地方官吏的骄横，地理特色非常典型。而进入洞庭湖水域后，《回棹》中的“衡岳江湖大”、《祠南夕望》中的“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点睛概写，《登岳阳楼》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传神名句，都既饱含历史忧思、时局观感，又提炼了最重要的地理特色。清初李长祥说：“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注》卷九引)他所说的“蜀山水”可概指杜甫后期所有地理书写。杜诗为每一个地点作了最有特点、最有精神，也最有影响的形象展示。同时，也因为这种书写，杜诗才充分显出奇拔、雄肆和幽绝的特色，杜甫也才显出足够的生命强度和厚度。可见，在杜甫这里，地理经验的主要意义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情感的历练、精神的淬砺、生命境界的不断提升。

　　从杜甫与地理的关系来阅读，可以看到当诗人向着陌生之地行走之时，他是在寻求栖居，寻求能安顿家小的“乐土”。到秦州，他把“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示侄佐》)的东柯谷想象成桃花源：“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转赴同谷，其基本意图正如《发秦州》所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后来到成都经营浣花溪草堂就更不用说了。出川将到夔州时，有“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移居夔州作》)的诗句，可见是准备安顿下来的。“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冬至》)就表达了这种心理。后来出峡到了湖南，准备赴郴州投靠远亲，也有“柴荆寄乐土”(《入衡州》)的话。杜甫蜀中以后诗多有日常生活情趣的内容，就是这种寻求栖居心理的表现。

　　但是，进一步的阅读会注意到后期杜甫的地理感知，有一对矛盾存在：在形迹上，诗人总是被抛掷在异乡的道路上，寻求栖居。而“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其一)的话背后，透露的却是客游心态也即不愿“终老”的情感，所以在心理上，杜甫一直萦系故土，“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便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意象形态。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依海德格尔“存在的立足点”的观点，提出具有认同感、皈依感性质的“地方感”概念。由此检视后期杜诗，看得最多的便是奔走道途之苦和孤苦飘零之感，无论在心理还是生计的意义上，诗人都无法在异乡建立起“地方感”，每一处用心经营、试图栖居的寓所都未能让他真正产生归宿感。兼有一般风土的意义和很强政治地理色彩的故土之恋，对杜甫来说，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淡漠，反而越久越强烈。回不去的故乡，却是心心念念的永远的家园。这是后期杜诗最为深刻、动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