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其着作《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史地、政制、风情等情况，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国人了解西方情况具有积极作用。

　　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

　　历史研究离不开人物研究，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是以人物研究为主题。人物研究不能孤立地就人论人，而要考察人物生存的背景与时代，尤其要考察人物的生活经历，尽可能与所研人物对话，这样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所谓知人论世，亦即知世论人也。

　　如陈寅恪先生所谓“应具了解之同情”，有云：“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寅恪先生此处虽是就古代哲学史研究而论，其实历史人物研究亦不妨效法。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研究者设身处地，穿越时空，进入所研人物的精神世界，从人物论时代，从时代论人物，人生境遇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浑然天成，历史人物研究自可更进一境。

　　历史人物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确定性

　　话虽如此说，但要做好历史人物研究其实很不容易。我个人觉得，历史人物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确定性，所谓“盖棺难以论定”。这不是一个简单定性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交往关系、思想源流、内心精神世界等具体史实的描述与解释，以及对其功过是非的整体把握问题。论者或谓不然，君不见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人物，怎能说不确定呢？事实上，历史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单面相的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难免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为准确认知历史人物的真相增加种种障碍。

　　具体而言，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时代变迁的制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物研究也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路径，曾经在革命史视角下，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中的革命派人物被无限拔高，革命的对立面人物则被任意贬低，处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的人物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而边缘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近代化视角的引入，不但开始拨乱反正，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洪秀全与曾国藩在历史研究中的命运，可谓天翻地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洪秀全与曾国藩当然是确定的，但后人对他们的研究与认识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只不过一个显例而已。任何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达到或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最多只是反映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认识水平而已。

　　其二，是占有资料的有限。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历史人物研究也必须以史料说话。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推进，整理出版了大量晚清历史文献，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影印本《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李鸿章全集》《袁世凯全集》等等，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历史人物研究。不仅如此，其他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也是空前的繁荣。总体而言，晚清历史人物研究可谓具有海量的史料，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历史人物，都不会有现成的全部资料，所谓竭泽而渔只是理想而已。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研究者也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资料开展研究，因而也只能得到某些侧面的认识，而难以把握全体，必然会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发掘而不断改进与完善。

　　其三，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个性认知的差异。尽管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不会自己呈现出来，而必须通过研究者主观认知的途径才能有所呈现。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既要利用既存史料，又深受其个人知识结构、所持立场方法及其所处时代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自不免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同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同一时代的研究者看法也不尽相同。历史人物研究中聚讼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如盲人摸象般仅得一孔之见都不足为怪。

　　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魅力所在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不可知论，而只是表明任何历史人物研究都只是阶段性的有限认识，人物研究永远在路上。比如说，孙中山研究长期以来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显学”，国内外学界有成百上千学者涉足其中，孙中山研究论着成千上万种，但迄今还没有一部被学界普遍公认的《孙中山传》，可为典型的例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人物研究中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魅力所在。

　　晚清时期，传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何去何从，国人如何自处，便成为时人思考的沉重话题与必须面对的难题。观望、彷徨、呐喊、奋起、顿挫、再兴……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近代化在经世、洋务、维新、新政与革命的交互递进中艰难前行。我的近着《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一书涉及晚清士子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官僚曾国藩、倭仁、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张人骏、袁世凯及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初期传统士人面对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挑战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的心路历程，以及从洋务自强到变法新政时期清政府高层与地方大员面对千古变局的回应。这些研究虽没有使晚清人物应对变局的论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却从不同的角度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大变局中各类人物不同抉择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