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似乎和骂风马牛不相及；文章又是情志的表达，而人禀七情，喜怒哀乐诚于中必形于外，似乎骂又可以理解。
作者性格不同，类型各别。谦谦君子，克己复礼，文章多温柔敦厚；狂放之士，不拘于礼法，文章难免嬉笑怒骂。西哲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文章可骂与否，中国文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黄庭坚本是着名诗人，对诗歌有独到的认识，他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假如因诗歌“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则“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在黄庭坚看来，诗歌本质上是人之情性的表现，但诗歌的传达不能过于直露，所以“怒邻骂坐”“讪谤侵陵”并不符合诗歌宗旨。黄庭坚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对苏轼嬉笑怒骂的文风颇不以为然。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洪驹父是黄庭坚的外甥，黄庭坚有感于苏轼“乌台诗案”因文获罪，所以谆谆告诫他不要步苏轼后尘，以免蹈其覆辙。
袁枚对文章之骂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是个传说。《随园诗话》中说：“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辞害意。若认以为真，则两家之集，宜塞破屋子。”在袁枚看来，嬉笑怒骂随意写出来的并非好文章，好文章都是认真改出来的，“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另一方面，据《小仓山房尺牍》记载，袁枚在和王梦楼讨论“今之后生，喜谤前辈”时，曾以“山膏如豚，厥性好骂”相类比，认为骂不骂“直是人禽之辨”。山膏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兽，状如猪，好骂人。《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道：“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逐，赤若丹火，善詈。”在袁枚看来，文章含讥带骂，作者简直与禽兽无异。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批评宋代末流诗人“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以骂詈为诗”的创作模式有悖于诗道，所以严羽认为“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其实，这不仅是诗歌的不幸，也是诗人的不幸，因为诗人在道德上已经自污了。元好问也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在他看来，诗歌写得好需要有学问，而俳谐怒骂则不宜入诗。
鲁迅的杂文汪洋恣肆，嬉笑怒骂，但是鲁迅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并确保“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告诫作者须存一份道德上的崇高感，而辱骂则属于丑陋卑劣的行径；鲁迅要求文章具有感染力，而骂詈成文则使得文章的感染力荡然无存。
同样是针对苏轼发评论，叶燮与黄庭坚的观点正好相反。他在《原诗》中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在叶燮看来，只要表达得恰当，骂一骂也无妨。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文家不以訾甗为弃取”，似乎文人吊诡莫测，其诋毁和赞誉的话根本不可信，有时候诋毁的对象恰就是师法的对象。刘熙载举了几个例子，“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刘熙载貌似骑墙派，其实他的主张可以构成对叶燮的声援。
旗帜鲜明地认为诗可以骂的，当数郑板桥。他曾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郑板桥认为诗歌只要写得入木三分，刚健有力，表现准确，富有感染性，就是“骂”也比隔靴抓痒的“赞”好。需要指出的是，郑板桥石破天惊、异于常流的观点，充分证明了他的文学主张具有包容性。
赵冀在《瓯北诗话》中说，骂詈习俗的形成与“江湖诗派”大有关系；鲁迅也指出“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但是中国古代向来注重诗歌表达的节制，主张“主文而谲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再说，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美的存在形式，对骂詈规避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既免得作者染上不道德的污点，也扞卫了作品的纯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