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是不是处在空前的俗世化时代？
这个问题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俗世化最显着的表现是物欲横流，耻感淡薄。毫无疑问，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各种殊无禁忌刺激感官的话题，充斥于日常见闻，已是不争的事实。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物质享受高度发达，为什么社会道德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要找回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精神，重构社会的基本价值，该从何处入手？
着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在论述六经的价值伦理时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中，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这六组价值论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价值。为此，近年来他先后撰写《敬义论》、《论和同》、《立诚篇》，洋洋数万字陆续见诸报端。
最新的一篇，是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六期的《论知耻》。全文两万余字，以疏解《礼记·中庸》提出的修身三达德(即：智、仁、勇)为题点，论证“知耻近乎勇”一德为何是士之为士的首要品格。对“好学近乎知”和“力行近乎仁”两达德，也作有详尽疏解，对“仁”何以需要“力行”，文章提出了新的释证，认为仁是亲、爱、宽、博意涵的括称，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方能得以呈现。孟子的“人之四端”之说，其中“羞恶之心”即为知耻，无知耻之心，在孟子看来则为“非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语出管子，也是第一次把“耻”和“廉”连接起来。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的叙论提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历来解廉耻一语，都不如欧阳子解得如此深刻无漏。至明末清初，顾炎武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更提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发人警醒的人类尊铭。
兹分段刊载，以飨同道。以下为第四部分：“行己有耻”是立身之本。
虽然《礼记·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但修身的重点人群应该是士阶层和有官位的士大夫。所以孔子、孟子、荀子讲修身的三达德的时候，总是和君子联系起来。古代的君子，开始是以位称，后来主要以德称。有德无位的知识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所谓士。修身所要达致的“智仁勇”三达德，也主要是对士的修养的要求。其中尤其是“知耻”一项，更是士之为士的必不可少的第一德品。
所以当子贡问孔子，怎样的修为才算得上不辜负“士”的称号，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等于是孔子为“士”下了一个定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云者，当是针对子贡善言辞，有使者之所长，故以士行之立身之本告知。何谓士行的立身之本，即“行己有耻”是也。皇侃义疏引何晏《集解》云：“答士行也。言自行己身，恒有可耻之事，故不为也。”明指是士行。孔安国注曰：“有耻，有所不为也。”亦称得义。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是：“此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子贡能言，故以此事告知。盖为使之难，不独贵于能言而已。”应是持平中正之论。而关中大儒李二曲所写的《反身录》，则有更为明确的解析，他写道：“士人有廉耻，斯天下有风俗。风俗之所以日趋日下，其原起于士人之寡廉鲜耻。有耻则砥德砺行，顾惜名节，一切非礼非义之事，自羞而不为，惟恐有浼乎生平。若耻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乡而乡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亏，名节不足，人所羞齿，虽有他长，亦何足赎？论士于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盖有耻方有守也。论学于今日，不专在穷深极微，高谈性命，只要全其差恶之良，不失此一点耻心耳。不失此耻心，斯心为真心，人为真人，学为真学，道德经济咸本于心，一真自无所不真，犹水有源木有根。耻心若失，则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则人为假人，学为假学，道德经济不本于心，一假自无所不假，犹水无源木无根。”可谓痛乎言之也，可又是并非夸张的平情之论。
由此可知，“行己有耻”是士行的核心内容。何谓士？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恒心”者何？是为道也、仁义也。故王子垫问士是干什么的，孟子回答说：“尚志。”又问何为志？孟子说：“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孔子概括人生的基本目标，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亦是斯义。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则是直接提出，士的追求目标必须与知耻联系在一起。而《大戴礼记》的“曾子制言篇”，把这一层意思讲述得尤其明晰，其中写道：“故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贵兴道者与？贫贱，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贫贱兴道者与？富贵，吾恐其赢骄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则耻之，贫而不以道则耻之。”士的职分是“志于道”，无此便不能为士矣。因此“兴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比兴道更重要的是“有耻”；有耻，则无论贫富，其志都不会有所更易。“曾子制言”第五十五亦云：“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见逐，智之见杀，固不难；诎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则君子弗为也。君子虽言不受，必忠，曰道；虽行不受，必忠，曰仁；虽谏不受，必忠，曰智。天下无道，循道而行，衡涂而偾，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则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这是对士行要求的分情节的具体化，要义在直道而行，不曲学阿世。“宛言而取富”，“屈行而取位”，均为君子所不为。至于当政者无道，使得气节之士不得发挥，那不是士本身的责任，而是当政者的耻辱。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篇，对何者为士也给出了深切的界定。假定的对话者是哀公与孔子。哀公问：“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回答说：“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借以出自孔子之口的这段大议论，主要是讲士之为士的必须具备的修养，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修养和特操气节的历练。就知识修养来说，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就行为而言，必须是有来历的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必须言行合一，矢志不移。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不改变初衷。则这些要求不仅是士行而且是士节了。此正如《礼记·杂记》所强调的“君子有五耻”：一是“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二是“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三是“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四是“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五是“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礼记·祭统》则提出了另外的“三耻”，包括自己的先祖并无美德善誉，而犹称之，或者有善誉但却不知情，以及知而不能传，都是为君子所耻的事情。
士的知耻和不知耻，还体现在一些视听言动的细目上。譬如孔子讲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不耻事例。花言巧语，华而不实，这在孔子认为是很可耻的事情。而本来对某人心有怨怼，却装作若如无其事的样子，故作友好之态，这也是令孔子所看不起的。此类事例，都耻在一个“伪”字上。还有言语夸诞，好说大话，而在行动上却不能兑现，这样的作风也为孔子所深耻。《论语·宪问》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是指此。一个人本没有那么大的功德伟业，却夸张于世而不知羞愧，孟子称这种情况属于“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另外，孔子说，年幼的时候不能努力学习，年龄大了又不能给人以教益，也是可耻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离开故乡以后，仕途顺利，官做得越来越大，但在遇到家乡人的时候，却不能讲点旧时的趣事，地位高了而转脸忘旧，在孔子看来也属于可鄙之事。《礼记·表记》引用的一段孔子的话，同样关乎知耻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细目。孔子说道：
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胃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这段话涉及到了容貌和服饰，意谓对士君子而言，穿衣服是为了使容貌的气质更加凸显；但容貌服饰是士君子的打扮还不够，还需要说出话来也是士君子应该说的话：不仅此也，光是言辞合乎士君子的身份仍然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君子之德”。如果达不到士君子必须有的这些要求，那就是服其服而无其容，有其容而无其辞，有其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件件都是可耻之事。孔子还说，士君子之所作为，关键是不要辜负了士君子的称号，因此宁可谦卑低调，而绝不要自大其事，因为“名之浮于行”是极为可耻的。
职是之故，士君子的知耻，即孔子所申明的士行的“行己有耻”，是士之为士的头等大事。如同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也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总结的：“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请看顾宁人所言：“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则知耻是士人的立身之本，应无疑义矣。而关乎知耻之细目，往圣前贤固然言之谆谆，顾氏此处则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括之，应是取其大者，然亦以纲带目，无所遗焉。士人的有耻，就是体现在诸如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其中“出入”一项尤其重要。所谓“出”，就是出而出仕，所谓“入”，就是辞而不受官职，宁可终老乡曲。
关于此点，夫子之教至为详明。《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当遇到政治贤明的好社会，一个士人却在那里无所事事，过着贫穷的下层生活，这种情况应该感到愧耻。反之，处身一个正义见弃，是非颠倒的污浊社会，你却官运亨通，既富且贵，同样是可耻的。或者换一个说法，“邦有道”，你在那里食俸禄，“邦无道”，照样在那里食俸禄(《论语·宪问》)；任凭世道迁移，我自享荣华富贵如故，或如俗所谓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这在孔子看来，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十足的“耻”字。此诚如朱熹所说：“‘谷’之一字，要人玩味。谷有食禄之义。言有道无道，只会食禄，略无建明，岂不可深耻。”特别当历史上发生政权鼎革、朝代易姓之际，士人的出入抉择更是一场严峻的的考验。由晋入宋的陶渊明，是其显例。因其曾祖陶侃尝为晋世宰辅，所以时值由晋入于刘宋的陶渊明，不肯出仕，并在所作诗文中继续使用晋氏年号。陈寅恪对此点坚执不移，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写道：
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洽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近日梁启超氏於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甚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後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寅恪先生对陶渊明“耻事二姓”说的坚执，可以见出他本人对士人的“行己有耻”具有怎样的忠诚态度。而对梁任公的的质疑，则立即予以驳难，甚至提出，这是梁以自己经验过的事实来例同古人了。所以文中用了“古人之志尚行动”一语，纯然是为了申明知识分子“行己有耻”的重要。
职是之故，陈寅老晚年在《赠蒋秉南序》中致慨良深。一则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二则曰：“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三则曰：“孰谓空文於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然则，寅老相信，只要不是曲学阿世之文，出自“行己有耻”之人的文字，终归会有益于世道人心。
写到这里，蓦然想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当1897年湖南新政肇始之时，他在南学会第一次演讲，就是以“立志自知耻始”为题。他说：“顾为学必先立志，天下事有有志而不成，未有无志而能成者。志何以立？必先有耻。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就一身论，耻为小人，则必志在君子；耻为庸人，则必志在圣贤豪杰。就天下国家论，耻其君不如尧、舜、汤、文，其国不如唐、虞、商、周，则必志在禹、皋、伊、旦。‘知耻近乎勇’，即立志之谓。”然后，他联系当时的国内外以及湘省的实际情形，继而说道：“坐视四邻交侵，浸以削弱，应付皆穷，屡至丧师辱国，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虽然，当耻我不如人，不当嫉人胜我。今湘人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最后的结语更其意味深长，道是：“抑更有说者，学之一字，乃四民公共之事，所以开民智也。大小、邪正，视其所志，学成而用之亦然。故同此一智，在君子，则为德慧术智；在小人，则为机械变诈。公私义利之间而已。谚云：‘兵、贼同一刀。’为贼、为兵，非刀之咎也。为君子、为小人，非学之咎也。故运用在乎心，实存乎志，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这次演讲的目的他说是为了造就“真为知耻有志之士”。
笔者研究义宁之学有年，深知其代代相承，实在于圣学之“行己有耻”一语。这在陈宝箴如此，在寅老的父尊陈三立如此，在寅老本人如此。即在其曾祖父陈琢如，亦复如是。早年陈宝箴有《说学》一文，系为官河北时在“致用精舍”的讲义稿。他在此文中着重提示：“大要吃紧在一“耻”字。”“耻则奋，奋则忧，有终身之忧，即有终身之耻。”并进入析论说：“今我辈读古人书，但能知耻，便有懦立顽廉之意，精神自然焕发，志气自然凝定，故曰：‘知耻近乎勇。’好学力行，皆赖此始，为人德之门。先辈有言：‘不让今人，便是无量；甘让古人，便是无志。’量之不宏，志之不卓也，舍耻其奚以乎？堂堂七尺之躯，其孰甘自居无耻矣！古今来，往往有才气卓荦之人，少年失学，或不免跌荡自喜、放轶不羁，一旦获亲有道，幡然悔悟，折节向学，卒能卓然自立，超出乎铮铮佼佼之上。盖由秉气充强，故愧悔之萌，若不可复立人世，其为耻者大，故其致力者猛也。”所强调的还是立志和知耻。特别知耻心的确立，在陈宝箴看来，是读书人奋发猛进的思想源泉。
呵呵！寅老之学，家学所承，自是渊源有自呵。犹忆二十七年前的1990年，一次在北大召开陈寅恪诞辰百周年座谈会，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发言甚获我心，他说寅老的思想学术，可以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予以概括。大哉，邓老之妙语，义宁之学的精髓可以说尽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