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处女座，你呢？”“我是天蝎座的。”这种对白如今街头巷尾随处可闻，不免让守旧人士产生西方文化侵蚀国粹的感叹。不过，这是很大的误会。在中国，黄道十二宫并不是最近流行的舶来品。它的历史几乎与古老的中国文明相始终。类似的对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可以在长安或汴京的街头听到了。
在中国，黄道十二宫并不是最近流行的舶来品。它的历史几乎与古老的中国文明相始终。因为地球公转而造成的太阳在星空间视运动的轨道，弄清楚某个时令太阳位于哪个星座，对于农作有重要的意义。(视觉中国/图)
所谓黄道，是因为地球公转而造成的太阳在星空间视运动的轨道，弄清楚某个时令太阳位于哪个星座，对于农作有重要的意义。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开始按照不同星座，将黄道划分为十二个均等的区域，即所谓十二宫。而在春秋战国间，中国出现了所谓“十二次”的概念，十二次来自对木星的观测，木星同样位于黄道面上，公转周期是11.8年，接近十二年，可以认为它每年会经过1/12的天区，古书中将十二次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等等，这些名字不太好记，但常常被简化为十二地支的形式。
最古怪的是，木星在某一“次”逗留的年份，也有相应的命名，依次被称为困敦、赤奋若、摄提格等。如果说十二次的命名尚可以从汉语中找到根源，这些怪异的名称几乎看不出任何意义。所以近代学者颇疑为外文的翻译，如郭沫若在《释支干》中，通过详细的对比，指出它们就来自古代巴比伦的称谓：十二次本质上就是汉化版的黄道十二宫！
这个说法颇有争议，不必细论，但十二次与十二宫在应用上的确是很类似的概念，也早就用于占星，只不过这种占星法是天文与地理的对应：星纪为吴越，玄枵为齐，娵訾为卫，降娄为鲁……每个大一点的诸侯国都和某一天区对应，而这个天区发生的异象，如五星汇聚，彗星掠过等，预兆着这些地区正在或将会发生的大事。星空成了免费的国际新闻早知道。当然，这种占星术的目标用户只能是帝王和统治阶层，也不允许民间学习，防备有人利用这些预测犯上作乱。一般人也兴趣不大，因为和自己的生活无关。
隋唐间，随着佛教的传入，黄道十二宫体系再一次跟着佛教进入中国。这回就不只是抽象的概念了，而是有了白羊宫、金牛宫等原汁原味的名称和形象。宋代的十二宫甚至以“××宫星君”之名，成为了道教神只的一部分，相关的资料也更繁多，许多人的墓穴中都发现了十二宫的壁画，可见其流行程度。只不过因为一些误解，双子宫称为阴阳宫——把双胞胎当成了一男一女，处女宫有时变成双女宫，而天秤宫也从西式的天平变成了中式的带砣杆秤。
和今天一样，当时十二宫的概念中最激动人心的，不是预言军国大事，而是蕴含着每个人自己的命运！于是风靡天下，盛行不衰。这种星辰占卜方式也是以出生时的星辰位置来预言人生，但方式与今天以太阳星座为主略有差别，是以出生时的上升星座(正在从东方升起的星座)为命宫，然后依十二宫的顺序，指定其余十一宫为财物宫、兄弟宫、田宅宫、男女宫、奴仆宫、妻妾宫、病厄宫、迁移宫、官禄宫、福德宫和相貌宫，也就是说每个宫各自掌管人生一个方面的命运，人生是由各大行星在十二宫的位置决定的。
杜牧有段出名的话：“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曦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徳宫，木为福徳，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自撰墓志铭》)虽然没有提到黄道十二宫的名字，但其实在以二十八宿的术语说十二宫的事：我生于天秤宫(角)，金牛宫(昴、毕)是从天秤宫过去的第八宫，是病厄宫，土星、火星等灾星在那里。不过占星师杨曦说，好运的木星在我的福德宫即处女宫(张)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古人也有直接谈到十二宫的，比如苏轼曾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命分》)就是说，韩愈和他本人同属于摩羯(磨蝎)座，所以命运也一样多舛。
但是，从杜牧的话中可以看出，二十八宿比十二宫更正统，更有品味，很多人接受了十二宫的星占学，却用二十八宿的术语来表述。十二宫也从未进入历代正史的“天文志”中。缺少了星座形象的支撑，十二宫就从生动鲜活的形象变成了晦涩的名词，又演变为以天干地支表述的四柱推命法，成了纯数术，和星辰的形象关系越发遥远，火了数百年的古星占学，也被后世绝大部分人遗忘。
今天的星占不是古代的余波，除去一些具体内容过时外——比如兄弟宫、奴仆宫等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社会——更大的区别是，古人是占算命运，而今人是占算自身，不是探讨星宫的吉凶对自己的外在影响，而是自己的性格、禀赋、情感等内在部分是如何是被不同的星座所决定的。对现代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被动接受的命运，而是需要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中做出抉择的自己，星座是理解自身的中介。现代人比古人更依恋星座的具体形象，却不知由于地球运动的岁差，今天十二宫和其所得名的星座早已错位。当然，占星师总有办法解释。
原标题：古人也爱谈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