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多变、异彩纷呈的信息大爆炸时代，读上一本好书，静静地去体会和分享一下书里的内容，己经是件很奢侈的事。

　　数据显示，在全球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中，知识份额已经由20世纪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至90%。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因此，不读书、不学习，必然跟不上时代潮流。

　　目前，全民阅读在中国刚刚兴起，任重而道远。虽然人们知道阅读的好处，但阅读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今天，在公交、地铁、火车、飞机上，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刷微信，看八卦，接受更多的是碎片化信息。很多人养成了“浅阅读”的快餐式阅读方式，认为这样可以迅速跟上时代潮流，对于一些传统的大部头经典名着却敬而远之。然而，正如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所说：“当140字的微博和短信成为“数字阅读”的主要呈现形式，中外学术界曾陷入深深的忧虑。短消息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很多思维都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当今，不仅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和态度快餐化，对于经典内容的关注也在逐渐消解，而碎片化的阅读往往导致阅读内容的浅薄化，这是很让人担忧的。

　　置身当下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静下心来读读书，能够使人开阔视野，滋养性情，提高能力。读书也未必什么书都读，未必开卷就有益，要掌握好读书的方法。

　　陈寅恪先生从13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大学求学18年。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先师智慧的结晶。此外，他还认为《礼记》虽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经解》等，都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陈寅恪先生的读书原则，一是读经典。先生说：“中国真正的经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二是不动笔不读书，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先生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着述的蓝本。三是不惟书，敢怀疑。先生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总是要先论证一番。正是这种不惟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陈寅恪的读书实践形成了他特立独行之处，先生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他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傅斯年初到欧洲时，曾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当时购买过大量弗洛伊德的着作。在把实验心理学当主课的同时，傅斯年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类书籍，尤其爱看歌剧和小说。他住所的墙上挂着萧伯纳、达尔文和密勒的肖像，那是他心目中的英国文化英雄。后来，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傅斯年没有确定自己的专业，而是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还旁听物理、数学课程。他阅读范围极广，有一次，同学发现他随身携带的书包里居然装着三大卷《地质学》。在从欧洲回国途中，傅斯年还买过一本《宋元戏曲史》。胡适曾评价傅斯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朱先生说这段话虽然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对当下如何读书，仍是大有裨益的。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对读书的论断，也让人受益匪浅。孙先生认为，如果几本书就能够改变人生，这说明你读的书还是太少了，但这并不排斥有些书是十分值得读的。书对于改变人生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最直接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使人看到另外的人生；要读一些有思想性的书。列宁曾经有一句话：要读一些引起头疼的书，不要光是读吸引眼球的书；还要根据自己专业的特点，好好钻研自己专业的书。同时还要读一点有情趣的书，这样能够提升人的品质，传递正能量。

　　总之，要把读书作为一种变化气质、增长见识、提高能力的有效手段，而非目的。要把从书中学到的有益知识转化为一种能量，来塑造全新的自我，提升做人的思想品质和境界。读书要有计划，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定要分为泛读和精读两部分，要做到泛读中有精读，精读中也有泛读，不动笔不读书。读书时，一定还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境遇、自己的心情，从书中找到现实的影子，这样才能对自己启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