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对于考古人来说，是一年田野考古结束后的汇报季，也是全国各个区域重要考古发现的盘点季，有一种春华秋实的喜悦。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人几乎每年都是在这样的收获中走过来的。

　　这4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有了长足进步。田野考古的深入开展和田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是中国考古学积极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乃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无法脱离考古学而单独存在。时代越靠前，其对考古学的依赖就越大。

　　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也已经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自然无法脱离中国的资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

　　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为例，首先是在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大量的考古发现，有的发现是突破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我们原有认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重要发现，比如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北福地文化、白家—大地湾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等，年代略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不仅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推到万年前后，也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这个早期农民时代的认识。定居、制陶、驯化动物和植物、低水平食物生产的广谱生业经济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速发展，各地区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举其大者，比如东北地区以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以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濮阳西水坡，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安徽含山凌家滩、浙江余姚河姆渡、浙江余杭良渚、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等为代表的众多重要发现……

　　这是一个区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区域文化互动关系不断加强的时代，社会复杂化于此出现，最终导致各地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史前文明。

　　中国文明的上古史，几乎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引入到中国考古学中。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得到实施，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浮选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微型植物遗存和大植物遗存得以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农业起源以及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的认识。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石器微痕分析、玉石器和金属矿物产地研究以及包括加速器质谱仪(AMS)测年方法、植硅石分析、同位素分析、淀粉粒分析、基因研究等在内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加上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进入中国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过去40年，最惊人的是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这些城址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山西北部，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不少发现，其规模大小不一，形式多种多样，数量惊人。城址、贵族大墓、玉器、漆木器、象牙器等出现在许多区域。以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为例，大墓均有六七米长，墓主人享有一棺一椁或一棺两椁的待遇，随葬精美的玉器和黑陶器，显示这个社会内部的高度分化，已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今年有重大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无论是在建筑方式还是在出土物的等级方面，都颠覆了我们对于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认识。

　　到了青铜时代，除了中原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洹北商城、陕西周原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之外，最惊人的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和近千件青铜礼器、象征王权的金杖、许多大小不一的青铜面具、大型的青铜人像、铜树、象牙和玉器等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揭示出一个与中原夏商王朝同时且不为人知的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王国，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间社会发展程度的认知。与此相应，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发现随葬品1900余件，仅青铜器就有480余件，玉器千余件，为我们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但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一样，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古所见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过去40年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在广阔区域内多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这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原中心论，演变为多元一体论。这个认识的取得，固然是对改革开放前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理论总结和归纳，但更是最近40年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和着力研究的重要收获。

　　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

　　今年10月，在埃及吉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十二支国际考古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

　　卢克索地区是古埃及王朝首都所在地。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场地范围超过3万平方米。中埃联合考古队的目标之一是使用先进的三维建模技术把遗址做成三维模型，得到遗址的正射影像、平面图等，为未来研究、修复和保护神庙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空前繁荣，通过交流和合作，不断引入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学家也有不少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洪都拉斯的科潘玛雅遗址进行考古工作，连续向年的发掘取得了系列引人瞩目的发现。在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明铁佩遗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工作者通过5年的携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临时戍堡，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层的大型城市。

　　考古所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筹划中。最近10多年来，有多个中国考古队走到国外，到近邻国家、新旧大陆古代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从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家逐渐走出国门，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