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武侠吹起瓦解秩序的一阵风。神雕侠侣、倚天屠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伴随着港式武侠的流行，武侠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这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既需天才作家，也需环境扶持。没有金庸、古龙、黄易、温瑞安等作家写出好作品，徐克和王家卫等导演们也难为无米之炊，但没有后者的魄力，武侠也不会在荧幕上焕发生机。更主要的是，那是一个以“犯禁”为潮流的年代，挑战秩序才是心之所向。武侠作为秩序的对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然是青年人心中的自我写照。以金庸系列、黄飞鸿系列为代表，武侠片拍出了大气阔，不只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有襄阳城头护国民。千古英雄泪，埋入青山冢，但到了新千年，武侠为之一变。

　　我们很难再看到令人激动的武侠，昔日江湖的崇高，也随英雄落幕雨打风吹去。武侠片的制作成本提高了，打光美颜泛滥了，在美学层次上似乎也有所进步，但武侠题材进入到一个小时代，很难再拍出格局和思想上超越阶层区隔的作品。

　　在荧幕上，新武侠不再聚焦超级英雄式的侠之大者，而是探讨一个有限的人如何在乱世中维持道义。武侠的主题从保家卫国转向个人尊严。《刺客聂隐娘》《一代宗师》《绣春刀》《师父》等电影都没有半人半神式的武侠，侠客们虽然武艺精湛，但已没有了左右天下的能力，和郭靖、萧峰这样顶天立地的设定截然不同。

　　这其中有三种不同流向，一种以凤歌的《昆仑》《沧海》为代表，延续宏大设定，但解构儒家传统规范，凤歌小说中武侠的叛国行为，在金庸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种以徐浩峰的小说、路阳的电影为代表，注重对武术的写实，书写乱世中武术家的飘零命运，说的是武林中的小事，暗里讲规矩和面子，和大开大合的金庸武侠相比，徐浩峰的武侠精巧含蓄，是文人武侠的另一种写法。第三种，则是王家卫的“意念”武侠，从《东侠西毒》延续到《一代宗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超越了武侠的类型叙事，在境界上别具一格。

　　武侠片的发展问题，是后金庸时代如何突围的问题。金庸把侠之大者写尽了，后代的武侠作者该写什么、拍什么呢？早在网络小说开端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如孙晓的《英雄志》、徐浩峰的《师父》、凤歌的“山海经”系列，还有时未寒、小椴、步非烟、沧月、燕垒生等小说家，他们致力于突破传统武侠的边界，在解构传统武侠时再造新的价值体系，但作品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金庸的影响力。金庸武侠难得的地方，是他托起了一个想象奇绝、格局广阔的武侠世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每个人都能从中见自己，每种观念都承续传统，虚实之间，令人慨叹。相比之下，新武侠可能在技巧上有所创新，在格局和理念上却落了下风。

　　过去，武侠片作为武侠小说的影像化，继承了任侠精神“重然诺，轻生死”，仗义行侠、不畏强权的一面，作者们热爱那个庙堂之外的江湖，相信武侠可以改变秩序，他们不是权力的体认者，而是通过武侠扞卫心底的正义。在传统武侠世界里，朝廷往往以黑暗的面貌出现，当权者是鱼肉百姓的元凶，而江湖中的武侠，乃是公道的护卫，他们舍生取义，拯救苍生，焕发着古典英雄的悲剧之美。但在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叙事中，对权力的体认增加了，对武侠魅力的塑造则削弱了，武侠被还原成力不从心的渺小个体，在秩序与强权间侥幸生存。武侠在写实化、艺术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却也离大众希望的英雄面目渐渐疏远，那种具有超越性的力量，民间正义的扞卫者，大众只能从古典武侠中寻觅，于是二三十年过去，最火的武侠仍是郭靖、萧峰，新派武侠则高不成低不就。

　　当作者们把武侠精致化、中产阶级审美化，或者将它作为瓦解旧日价值的工具时，新武侠的叙事伦理相应出现危机。毕竟，武侠虽然是士人的形象，却有粗犷的一面。武侠之所以成为武侠，并不在于它的精致、虚无与明哲保身，而恰恰是因为他超越生死的利他一面。武侠不愿意做自居高雅实则与秩序合谋的利己主义者，武侠能够为了江湖儿女的情义粉身碎骨，对正义的守护、对师友的情义，还有对个体尊严的执着，共同凝聚着武侠的崇高价值，到如今，真实的武侠虽然泯灭，虚化的武侠精神仍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也是人们看武侠片的原因。当观众不满于今日之武侠，他们内心向往的，实是任侠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