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书院·笔谈】

　　谈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历史。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未来的走向，必须从既往中国的文化出发去认识。毋庸置疑，迄今为止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的这一选择，核心原因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确立。

　　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从夏开始进入历史时代，四百年之后，汤伐桀，殷取代夏。又六百年之后，牧野之战，周取代殷。历史的发展，似乎会以这种后朝替代前朝的模式，陈陈相因，王朝的性质则几乎不变。但是，中国历史的滚滚长河，在武王克商之后就出现了巨大转折，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政府精英，及时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德治的为政理念，拨正了政体前进的船头，奠定了中华文明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基调，影响深远。

　　道德是和平发展的“压舱石”。一个偏处西方的“小邦周”能战胜“大邦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王之德，二是民心向背。文王德行高尚，虽尚未取得天下，而已能凝聚四方人心，令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正是文王集中体现了周人的道德传统，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等名贤高士皆往归之，深厚的民意基础业已形成。武王克商，虽有自身的道德感召，亦离不开万民的支持，武王东观兵，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牧野之战，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人皆踊跃追随。

　　殷周革命，使周人深刻意识到国运系于民心、民心不可违的道理，从而将民意与天意等同，“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书·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书·泰誓》)。周人不仅确立了“民惟邦本”与“德治”的理念，而且希冀将其作为精神资源永远流传。

　　武王克商后，营建东都洛邑，城竣，成王行将从丰迁往洛邑即新政，为了周人的长治久安，召公对成王作了着名的训诰，此即《尚书》中的《洛诰》篇。召公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到了夏、殷两朝灭亡的教训。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殷的前车之鉴，必须汲取；它们都曾经“服天命惟有历年”，长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长的国祚。但是，为何都灭亡了？“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根本的原因是对道德没有敬意，昏庸腐败，暴虐无道。《尚书·无逸》说，祖甲以后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因而早早地坠落了自己秉承的天命。足见，暴政必亡。周人要想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受天永命”，永远享有天命，就必须“疾敬德”，迅速地树立起敬德之心，如同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矜寡”。《诗·大雅·文王》中的“自求多福”一语，反映了周人已有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文觉醒。周公把道德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由此提出“德治”的理念，这是思想领域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之道，影响深远，道德成为举国上下的文化信仰。其后，虽然经历了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霸，但思想界的主流声音依然是要求和平统一。唯其如此，后世的政权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侵略、扩张之路。

　　周公制礼作乐是和平发展的制度保障。德是抽象的概念，不具备操作性，故除了标明政府执政理想之外，很难在社会中贯彻。周公制礼作乐，是将道德理性转换成可以操作的行为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的体系，人人可以学习、操作、检查，使道德能真正贯彻到社会的所有层面。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评价周公制作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而其谋虑，“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从此以后，国家“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礼制是将德治落实到社会各层面的工具，其终极目标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达到天下大治。

　　人人礼乐双修，是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儒家光大了周公礼乐教化的理念，将精神追求引进人生与社会之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要求从“天子诸侯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将道德修为视作人生课题，概莫能外，以此树立一代风气。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修身，“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如何成为君子，如何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

　　儒家提出的礼乐修身之道，以“仁”为核心，以孝亲为起点，树立起爱心，然后推己及人，推广到天下人，“博爱之谓仁”(《孝经》)。礼乐双修，旨在涵养德性，变化气质，具体而言，包括身与心两大方面：礼以修身，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合于道德理性的要求；乐以化心，使自己的心性和谐中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通过教育，树立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觉，文化自律，内外兼修、彬彬然有君子之风。儒家教育是教人反求诸己的内敛的道路。这种君子教育，是维持国家可长治久安的“软实力”，是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社会基础。可以说，由于儒家思想的浸润，中国没有挑起侵略扩张的文化土壤。

　　站在道德高地，反对不义之战。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不同的学派、利益集团对战争有不同的认识与做法。儒家提倡仁爱，尊重个性差异，故可以“和而不同”，和平相处，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对内反对暴政，抨击“苛政猛于虎”；对外反对外来侵略，一旦祖国的和平环境受到威胁，人人都应该“执干戈以卫社稷”；即使是民族保卫战，也反对滥杀无辜，宋代岳家军以“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为军中信条，便是明证。对关系不和洽的相邻部落，不可动辄诉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吸引远人归附，《论语·季氏》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朱熹《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

　　战国时代，诸侯力政，战争频起。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道路之争，即所谓“王道”与“霸道”之争。王道的主要内涵是“施仁政”，除轻徭薄赋之外，还包括“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使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离娄上》)。霸道主张以暴力征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孟子继承孔门学说，提倡仁义礼智，对战争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是反对武力征服，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二是坚信道德的力量。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最终平定天下者，必定是深得民心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所持是积极的备战立场，不挑起战争，但也不怕战争；只要牢固占据道德高地，赢得万民拥戴，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孟子此论，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故在中国国土上，任何要想侵略扩张之人，都会受到舆论强烈谴责，难以得逞。

　　中国幅员辽阔，先哲早就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学说具有普适意义，《礼记·祭义》说：“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后人所说“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语即出于此。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越来越强大，引人自豪，发人深思。在未来的岁月里，不管环境有多险恶，中华民族将继续练好内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与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