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自鸣钟尚未发明(不过北宋的大牛人苏颂，用了七年，组装了一个集观测天象、计算时间、报告时刻诸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天文机械——水运仪象台，率先使用了擒纵装置，由水力驱动，一昼夜浑象自转一圈；每到一定时刻，就有木人自行出来敲钟击鼓、报告时刻、指示时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刻漏等传统司时工具也未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报时是政府需要向市民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

　　一位1271年(南宋咸淳三年)到达泉州的意大利商人观察到：“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计，每个钟都有一个看守照料。他敲着铜锣报时，即使是很能够窄的小巷都回响着那种声音，随后他用他们的文字把时刻展示给所有的人看”(塞尔本编译《光明之城》)。宋代的许多城市都设有钟鼓楼，白天击钟报时，每一个时辰击钟一次；夜晚敲鼓报时，也是每一个时辰报一次。此外，在汴京、临安等城市(甚至包括一部分乡村)，还出现了民间自发的报晓服务，通常由寺院的僧人负其责。

　　北宋时的汴京，“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方，日间求化(化缘)。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东京梦华录》)。南宋的临安也一样，“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梦粱录》)。僧人报晓，原来大概是“教人省睡，晚间宜烧些香，教人积福”，但慢慢具有了公共功能——宋朝的城市，就在僧人沿街报晓的铁板儿声、木鱼儿声中苏醒过来，当官的要起身朝会，做生意的要准备开铺迎客，猪羊作坊将猪羊肉装上了车子就要上市，小食店早已点灯卖起了早餐，住城外的小贩也用太平车或驴驮着货物，入城卖货。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循门报晓的行者、头陀，同时又兼报天气，“若晴则曰‘天色晴明’，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每天早晨，必报天气，“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梦粱录》)。这时候还躺在被窝里的市民，不用起身便可以知道外面的天气情况。

　　这样的报晓，已经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天气预报服务了。古代科技不发达，无法准确预测天气，不然的话，出现名副其实的天气预报服务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宋朝临安市民的生活已有点儿离不开报晓行者的“天气早报”了，“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蕃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梦粱录》)，意思是说，当值的公务员需要知道天气如何，好早做准备；其他市民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日程。大概正因为“天气预报”对于临安市民生活的重要性，所以报晓者“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

　　报晓无疑是一项十分辛苦、枯燥的工作，宋朝僧人风雨无阻、日复一日地在城市报晓，既是基于苦行僧一般的毅力，也是出于市场化的契约精神，因为报晓的行者“每月朔望及遇节序，则沿门求乞斋粮”，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给予僧人的布施，便是向他们购买报晓与报天气服务的酬劳，双方结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市场合作关系。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原标题：哈，1000年前的“天气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