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10日，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正式成立，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致贺词，副省长何立出席、致辞并为研究院揭牌。其间，召开了以“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为题的高端理论研讨会，张厚璨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先后作了主旨发言，进一步就如何建设研究院、如何开展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如何进行阳明学研究与贵州现实社会的切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本刊开设专栏，连续刊登了学者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

　　专家简介：李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想多一点时间留给大家更好的发言。首先非常感谢徐书记的邀请，能够再次有机会到贵阳孔学堂共襄盛举。作为一个后学，在这边可以开会，可以学习，还可以分享到张厚粲老师九十华诞的蛋糕，我特别感受到这是一个特别温润、特别情感的会。

　　在这里，我就特别说两句关于张老师。前几天，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刷爆了张厚粲先生国际考试业协会ATP2016的国际大奖。张先生是1948年在辅仁大学最年轻的、最会讲课的老师，同时1979年的时候把心理测量这门课重新纳入教学里面，所以是中国的心理测量的母亲。我记得在93、94年的时候在北京多次见到张老师，那时候还没有流行女神这个词，但是张先生一直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后学、晚辈心目中特别神圣的女神。非常荣幸能一起来开会！

　　对于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的成立，我个人是非常的欣慰。我相信，这对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转换和应用，特别是开展出中国人心理治疗的一些积极方案，有很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我在这里，向老师汇报一下在这些年在心理辅导上的思考。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就一直开始在批评心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认为科学和试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导致心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本身，变成越来越物理学的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在质的方面发展得非常好，特别认知大脑等等这些。我们常常说，它是一个有脑但不一定有心的，就是在心这块缺了很多。2013年有一本畅销书《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它就批评临床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跟前一段我们在Nature上面发表的那些文章，探讨说心理学的大部分试验其实是不可重复的，跟这个争论有一定相关性。它说这个试验本身，很多都是高度的人为构想的，并且是在实验室的情景里做的，所以在实验室发生的事情可能不能正常的显现平常人的生活方式。第二点是说有很多揭露普遍人性的研究，其实往往都是用美国的白人，并且是大学生来做试验对象，所以它的普世性和解释的价值可能是有限的。还有很多的研究，其实他们提出来的最多是一个相关的关系，很难是因果的关系，所以对于研究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同时对于看的人来说，对他的帮助也不一定大。比如我们会了解到抑郁的倾向，可能跟反思、跟自责都非常的关联，调查完全可以确定这些数字，但我们很难去确定，到底是反思或者是自责本身造成的抑郁，还是抑郁的状态造成了不停的反思和自责。几乎所有的事件、环境、信仰和性格之间，包括跟幸福相连的研究，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批评就是说，研究的一般性和个别性之间是非常难通约的。比如现在会有一种说法，认为抑郁其实是一个人的应对方式出了问题，但也会有很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说，其实抑郁完全是体现在一个人对整体环境的抗争。在这样的一些研究对于个人来说，怎么样来处理合适是很艰难。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很多哲学家会批评临床心理学家，完全的去逃避了价值这件事情。事实上在临床里面，价值的中立是很难去做到的，也许我们可以做到的仅仅是价值的干涉。近期，在美国心理学会精神集中诊断和统计手册ESM第九版出来以后，有更多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医生批评这样的倾向，认为这至少有两个错位，一是把人类非常多的包括道德处境的困难当成了心理疾病来治疗；另外一个问题，把很多的分析变成了治疗本身。我记得2011年在里昂开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在会上有很多精神医学家说，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定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生产除了某种药物，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疾病来配合。

　　这些检讨我想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跟今天的阳明心学会有关联的，我想是我们对什么是心理问题的定义，以及我们所提出来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方案，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中国文化基础的。如果脱离了对这样一种处境的理解，其实这个解决方案也许是有问题和有偏差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的很多治疗方案里，是以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来做基础的。比如我们一个学生，他有可能的困扰是基于他要选择某一个工作场景，而他的父母不同意。某一些基于西方文化的治疗是，建议他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可是有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会造成他更大的跟家庭和跟周围环境的困扰。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阳明心学跟青年学生的心理建设，有太多太多的资源。其中很重要的，我们会看到今天青年学生的状况以后，物质的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其实并没有带来同等的精神幸福或者是心理的健康。相反，大量的时间匮乏和交流的有限，以及学生常常抱怨的痛苦的感觉、挫折的感觉等等，当他和互联网的交流方式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最近在处理的一个个案是一位女士自杀的案子，她童年早期有在贵州留守的经历。看到她整身都是用刀割的痕迹，可能这十几年以来，她有非常强烈的痛苦。她曾经五次尝试自杀。最严重的一次，她是在16楼上面，她说当晚要在那里睡一觉，她想说我睡这觉的时候掉下来了就结束，没掉下来就继续活着，然后她没有掉下去。她在医院做了两个月的治疗，精神科医生给出的药方是说她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要么她就一段时间很意义抑郁想自杀，要么一段时间很躁狂。可是她在精神医院住了两个月以后回到现实的生活，可是她还是需要寻求心理辅导，因为药物只是改变了她的症状，并不可能改变她心理上的感受。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说，很可能我们所看到的状况是，医生给的建议是说这个人有一个临床的痊愈。为什么是临床的痊愈？它就类似于像感冒这种疾病，她不再有咳嗽的症状，不再打喷嚏、流眼泪、发高烧，但是其实她没有好。我想，真正的好是需要一个心理建设的。到今天，美国有一本流行的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说有一个很强的面对全社会的“富裕流感”，就说“富裕”本身像一个流行性感冒一样，席卷了全球的很多地方，带来了非常多的心理问题，包括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同时带来了心理上的匮乏。我们觉得，解决这种所谓的现代疾病的症状，唯一的一个方式很可能是心理建设的方式，是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寻方式。这种方式，一定是从向外的追求回到向内的内心本身。所以我想，这跟心学也很有相关性。

　　最后一点，回到我们这个研究院。我自己有一段少年时光在贵州长大，对这边非常有感情。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做消除贫困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想贫困其实不只是物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有效的去保护到那样的一些心理，可能反而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这样说，有些人是这样描述，就说我们被贫困洗劫了一遍，之后我们再被富裕洗劫了一遍，然后我们的心就被掏空了。所以事实上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我特别想说，张老师上午跟我说，贵州是一个非常人杰地灵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它本身非常纯朴、非常美好的资源，包括一些民俗文化，怎么样从中寻找到有价值的资源，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不要让它们被富裕重新洗劫一遍，我觉得这是跟精准扶贫非常关联的，也是我特别期待我们研究院可以非常精细的在这方面配合扶贫能做更多的事。

　　谢谢大家！

　　(本刊编辑根据李桦女士主旨发言速记材料整理)